一段特殊的歷史，一段難忘的記憶。

　　1946年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化利華林木公司宣告成立。到1948年12月底改稱為安東省林務局，利華林木公司只存在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祖國剛剛光復后于長白山林區建立的第一個林業企業，在這段時間里，為中國的解放戰爭、為解放區的建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也為林業企業的建立和管理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林業建設培養了一批人才。而利華林木公司的諸多工作都是在臨江分公司（臨江林業局的前身）開展的，臨江曾是利華林木公司的大本營,那段特殊的經歷成為不能忘卻的歷史。

　　鴨綠江流域林業開發

　　鴨綠江右岸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土質肥沃，多生佳木良材。總蓄積達數億立方米，樹種有紅松、杉松、黃花松、赤柏松、崩松等針葉樹，以及柞木、胡桃楸、水曲柳、黃菠羅、榆木、椴木、色木、刺楸、楊木、樺木、暴馬丁香木等闊葉樹。

　　這里的林木因沿江流送方便而開發較早。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一位有實力的山東人，在馬市臺（丹東上游三里處）向伐木者征收流運木材的二成稅。可見，馬市臺以上至臨江一帶的森林在此之前就開始采伐、沿江流送。1867年（同治六年），山東發生大饑饉。為救災民，清室的“封禁地”被迫漸次開禁。此時，從道光末年開始偷入鴨綠流域采獵的流民，趁機大量涌入。采伐木材，編排沿江流送，日漸增多。1877年（光緒三年）有組織的從事木業者，出現在當時的采伐心地帶——臨江。清朝政府在臨江設貓耳山巡檢，在大東溝設立木稱局，保護和鼓勵伐木事業。又過了三年，臨江境內伐木、淘金者驟增，毆斗致傷案件頻出。清朝政府只好派防軍駐貓耳山，以資鎮撫。及至1892年（光緒十八年），清政府見木業木稅均為一大進項，便創建官民合辦的，木植公司。資本金為20萬兩，從事采伐貸款、征收木稅等業務。可惜，由于腐敗的清政府地方官吏乘機中飽私囊，引起商民不滿，經營日漸消沉。十年過后（1902年）沙皇俄國染指鴨綠江森林，取得采伐右岸森林的特許權。日本也對這大片森林窺視有年，派出宮島喜一郎技師，對鴨綠江森林進行調查后，提出清韓兩國森林視察復命書，力陳開發中國鴨綠江森林對日本有利。1903年，清政府想借助日本的力量阻扼俄國人勢力的擴大，而日本則想借助中國商人的名義和力量,排擠俄國人，獨霸鴨渾兩江流域廣袤無際的森林。于是便在朝鮮亨城合辦“日清義盛公司”，與俄國人抗衡。

　　日俄爭鴨綠江森林之戰愈演愈烈，終于成了1904年日俄戰爭的導火索。

　　日俄戰爭這一年，清朝政府員外郎魏震赴長白山地區考察林木狀況。他在日記中寫道：“臨江自二道溝以上至二十二道溝，均在長白山之陽，山溝深處，叢林茂密，雖砍伐數十年不能盡。每年木把頭（應為木把）約三萬余人”。可見這一帶林木之茂密、蓄積之廣闊。在日俄戰爭中獲勝的日本，不遺余力地想吞噬這片大好森林。1905年9月，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的《北京條約》，在附約的第十款中載明：中國政府允許在鴨綠江右岸合營建立一個中日木植公司，專事采伐鴨綠江右岸之木材。這個條款還規定：采伐范圍和合營年限之長短，公司為何設立，以及具體章程等，均須另行擬訂。這個條約的附約，等于正式承認日本在鴨綠江右岸采伐木材的權益。

　　由于中日雙方在采伐區域上的意見不一致，直到1908年4月才由清政府外務會辦那桐與日使林權助簽訂了采木公司章程大綱十三條。其中“第一條：劃定鴨綠江右岸，自貓耳（兒）山起到二十四道溝止，距鴨綠江干流六十華里內為界（另由奉天省派員會同日本委員勘劃立標為界）……第二條：中日合辦木植公司，稱為鴨綠江采木公司。第三條：公司資本定為三百萬元，由中日兩國各出半數。”這就使日本殖民主義壟斷了鴨渾兩江流域的一切木材采伐業務，奪走了中國稅收大權，并掠奪了中國的大量木材。僅1909年至1929年的20年間，掠走木材達2000萬立方米，消耗森林資源在6000萬立方米以上。

　　1940年9月，延期五年的鴨綠江采木公司期滿解體，另組成鴨綠江林業株式會社。日本木商趁機蜂擁而上，競相投資，繼續掠奪兩江流域的森林資源。

　　1945年“九三”勝利后，對通化地區有殘材的森林采伐業者進行調查，登記造冊的尚有13家。

　　利華林木公司成立前，偽滿州國在通化地區殘留在山場、楞場的木材，經初步調查為424600立方米，另有薪材3200丈。實際上殘存木材比這個數量要大得多。

　　（作者 山風）